本文是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的读后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及其协作国对600万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绝的屠杀。根据阿道夫·艾希曼、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等人的陈述，希特勒本人策划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希特勒本人的陈述也显示了他打算屠光犹太人的意图。
犹太人大屠杀应该归罪于希特勒，这毫无疑问。不知道希特勒亲手杀害了多少犹太人，我没有找到有关资料。我想应该非常少，与600万人比较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对这600万人的屠杀，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像今天普通官僚机构的公文传递，屠杀的命令，也是这样从希特勒开始，一层一层通过官僚机构下达，直到执行命令的那个人——他或者抠响了扳机，或者按下了毒气室的毒气开关。
我的疑惑是，除了希特勒之外的其他人，他们怎么想的？几乎所有的战犯都觉得自己是委屈的，因为他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这似乎可以理解。本质上，任何政府机关都要求他的执行机构中的人是一个零件，巨大齿轮上的一个零件，目标是完成这个机器的使命。每一个零件，即每一个人，在不会改变整个系统的情况下都是可以报废的，这是所有管理机构、行政事物以及确切地说所有职能的一个前提假设。如果我没有做其他某个人也能而且也会做。服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没有了他任何政治体都不能生存，不存在不受限制的良知自由，因为它将导致每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的灭亡。
独裁体制下尤其如此。独裁体制下，那个最顶层的机构，具体化为一个人，在纳粹德国，是希特勒。在别的国家则是别的独裁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官僚制度是无名之人的统治，是最不人性、最残暴的统治。
这是二战中绝大部分德国战犯在法庭上委屈的地方：我只是一个零件，一架执行命令的机器，我不过是完成我的工作罢了。法庭不可能审判一个零件或一架机器，就像不可能审判一个螺丝钉。法庭上审判的是人。在法庭上，把零件还原为人。罪犯要面对的问题是：你为何成为一个零件，或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选择继续成为一个零件？
自称为零件的罪犯难逃罪责。他们尽管从没有主动犯下罪行，却仍要为所做的事情负责，原因在于在政治和道德事务中没有服从这回事情，这个词可能应用于成人的唯一领域是宗教，在这里因为神与人的关系，能够按照类似于成人与孩子的关系来看待人们说他们服从神的话或命令。因为服从即支持。成人世界里没有服从。因此向那些参与罪行并服从命令的人提出的问题，不是你为何服从，而应该是你为何支持。
如果他们不服从呢？只要简单地设想，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不服从，拒绝支持，甚至不需要积极地抵抗和反抗，任何这些形式的政府将会发生什么。我们自然想到，非暴力不合作，是多么有效又强大的武器。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人？这些无名之人？
因为他们异常平庸浅薄。陈词滥调，日常话语和循规蹈矩，有一种众所周知的把我们隔离于现实的作用，既隔离于所有事件和事实。他们放弃了思考，也即放弃了与自己的对话。不会与自己对话的人，将不会介意与自己的矛盾，而这意味着他将不能或者不愿叙述他所说或所做的，他不会介意犯下什么罪行，既然他确信罪行在下一刻就会被忘记。
因为他们毫无人格。服从即成为无名之人。他们自动的放弃了所有的人格品质，仿佛没有任何人可以被惩罚或被宽恕。他们一而再三的抗议说他们从没有自发的干什么坏事也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不论是好意图还是坏意图，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也就是说犯下最大的恶的是无名之人，即那些拒绝成为人格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意志。人有某种肯定或否定理性规则的能力，从而我对欲望的屈服就即非被无知、也非被软弱所触动，而是被我的意志这第三种能力所触动。是意志而非理性或欲望决定了我要去做什么这个问题，意志是理性和欲望之间的仲裁者，只有意志是自由的。虽然理性展示了适用于所有人的东西，欲望展示了适用于所有动物的东西，但只有意志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意志即选择的能力。